“工作”的历史:我们需要工作吗?(一)

“工作”的历史:我们需要工作吗?(三)

进入后稀缺时代需要我们重新组织工作,让工人对工作更满意,同时也能更好地满足我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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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人类的历史有30万年。如果要对这段漫长的历史划分阶段的话,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上半阶段是占据了95%时间,干最少的活就能保证自己过上好生活的前匮乏时代;下半阶段则是大部分人要为了生活日夜操劳的匮乏时代。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入珍惜空闲时间胜过金钱的后匮乏时代?这就是南非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 (James Suzman) 的新书《工作:从石器时代到机器人时代的深度历史》想要回答的问题。本文是对这本书的评论,文章来自编译,篇幅关系,我们分三部分刊出,此为第一部分。

“工作”的历史:我们需要工作吗?(一)

划重点:

我们什么时候才会重新珍视空闲时间胜过金钱

狩猎采集是现代人无法实现的理想

掌握了火帮助人类获得了极大的空闲时间

人类的需求与欲望是无限的,但资源是有限这个假设是错误的

一、解决气候危机的理论危机

我们对自身的悲剧本质是怎么理解的?我们把气候变化失控的时代叫做“人类世”,这个词已经告诉了你所需要了解的一切。人类显然是贪得无厌的消费机器;我们正在吞噬着整个生物圈。这个词似乎表明,全球经济的无情扩张(是化石燃料的开采与燃烧使之成为可能)已经深深植根于我们的 DNA 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试图扭转全球变暖的进程很可能是白费力气。但是,没完没了的经济增长真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吗?

在人类历史最长的一段时期里,人类一直过着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我们既没有经历过经济增长,也不担心经济增长的缺席。我们不需要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东西每天工作很多个小时,如果说我们有的话,我们的本性,就是干最少的活来保证自己过上好生活

这是南非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 (James Suzman) 的新书《工作:从石器时代到机器人时代的深度历史》(Work: A Deep Histor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Age of Robots) 的核心主张,他在书中问道,我们还能不能学会像祖先那样生活——也就是说,珍惜空闲时间胜过金钱。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他踏上人类存在的300个千年之旅。

一路上,苏兹曼充分借鉴了自己学到的东西。自 1990 年代以来,苏兹曼就跟纳米比亚东部的布须曼人(Ju/’hoansi,祖籍在非洲南部的喀拉哈里沙漠)一起生活,并撰写相关论文。布须曼人是全球仅存的少数狩猎采集者之一,尽管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布须曼人用传统的方式觅食。

在《工作》这本书里,苏兹曼不怎么提到的是他曾在钻石开采公司戴比尔斯(De Beers)担任企业公民总监,后来又担任了该公司的全球公共事务总监。他担任这一职务的时间是2007年。大概在同期,为了让戴比尔斯可以进行采矿作业,博茨瓦纳政府把布须曼人驱逐出喀拉哈里沙漠,此举遭到了公众的强烈抗议,作为回应,该公司把一个矿床的所有权卖给了竞争对手GemDiamonds。2014年,GemDiamonds曾在布须曼人之前的一个狩猎地开设过一座矿山。公司后来关闭了这座矿场,2019年又把矿场卖掉,据报道,该公司在这个项目上损失了1.7亿美元。

苏兹曼在戴比尔斯的工作——这家公司花费巨资在广告上说服世界的中产阶级,作为最常见的宝石之一的钻石,实际上是最稀缺的——可能仍然给《工作》留下了印记。苏兹曼解释说,他的事业“主要目的”是“放松稀缺经济学对我们生活的束缚”,从而“减少我们对经济增长的相应和不可持续的关注。” 这是一项引人注目的干预,尽管它揭示了当代经济学和人类学作为思考我们这个气候紧急情况时代的指南的局限性。

不管怎样,苏兹曼与De Beers的雇佣关系也许还是会给《工作》这本书留下了印记。毕竟,尽管钻石是一种最常见的宝石,但这家公司曾投入巨资做广告宣传,让全世界的中产阶级相信钻石是最稀缺的宝石之一。苏兹曼解析道,他的事业的主要目的是“打破稀缺经济对我们生活的束缚,从而消除我们对相应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的关注”。 但这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干预,揭示出以当代经济学与人类学作为思考气候危机时代的指南所存在的限制

“工作”的历史:我们需要工作吗?(二)

人类的“根本经济问题”根本就不是稀缺,而是饱足。

二、我们的祖先过的是理想生活

在30万年的历史里,人类有95%的时间都是以狩猎采集为生,吃的是水果、蔬菜、坚果、昆虫、鱼以及一些野味。自从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以来,大家基本上算是想当然地认为,对于我们祖先以及剩下那些像他们一样生活的狩猎采集者来说,活着就是一项需要全身心投入的活动。苏兹曼解释说,近代的那些狩猎采集者似乎“一直处在饥饿的边缘,并饱受饥饿的折磨”。

对采集狩猎者生活的这种贬损得到了西方旅行叙事题材小说以及民族志研究的广泛的支持。探险家们把当代的狩猎采集者看作是活化石,也就是早期时代的上古神器。但在现实当中,这些狩猎采集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是设法在不利的历史条件下生存。跟殖民帝国以及后殖民国家一样,农业区的不断扩大猛然将大多数的狩猎采集者逐出了自己长久以来的家园,迫使他们进入到更边缘的地区。西方的报道让大家误以为,这些被剥夺了权利的难民,他们的生活就像他祖先自古以来的生活一样,而事实上他们的生活往往要比祖先艰难得多。

也有一群思想家的看法不一样,为往往充满蔑视的主流观点提供了一个跟现实吻合的替代方案。比方说,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就认为,狩猎采集是现代人无法实现的理想,而不是我们不堪回首的起源故事。20世纪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延续了这一传统。他们通过证明狩猎采集人拥有复杂且充满智慧的文化,从而反驳了种族主义的人类进化阶段论。这些思想家是苏兹曼观点的重要先驱,但是在《工作》这本书里面,他却将他们的想法束之高阁。

相反,苏兹曼关注的是相对较近的 “狩猎之人”(Man the Hunter)。在1966年由美国人类学家理查德·李(Richard Lee)等共同组织的这场会议上,标志着人类学家对作为经济参与者的狩猎采集人的看法有了决定性的转变,而也这正是苏兹曼想强调的一点。李一直对非洲南部叫做!Kung的布须曼人做研究。李证明了!Kung只是 “稍微下了点功夫”去弄到食物,从而拥有比西方先进工业社会的人更多的 “自由时间”。他认为,在历史上大部分的时间里,人类大概都是这样的。

该发现的潜台词之一,是对于李的同事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所谓“石器时代经济学”,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的看法都是错的。通过利用现代研究方法,社会科学家已经证实李和萨林斯基本上是正确的(尽管他们可能低估了狩猎采集者的平均工作时间)。对于早期人骨的化学分析已经有力地证明了,早期人类并不是一直都徘徊在饥饿的边缘。相反,尽管只有少量石器和木器,他们吃得仍相当不错。那究竟是什么让早期人类过得如此相对轻松舒适呢?苏兹曼解释说,早期历史的转折点在于人类学会了对火的使用。这让早期人类有了“近乎无限的能量供应”,从而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三、火的革命

火让食物变得容易消化,猛犸象或者一堆胡萝卜如果是烤着吃的话,烤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卡路里量要远高于生食。有能力获得这些额外的卡路里让人类在进化上比其他灵长类动物更有优势。黑猩猩所有醒着的时间都用来觅食了,而早期人类每天只需要几个小时去找吃的就能获取所需的热量。

掌握了火因此帮助人类获得了极大的空闲时间。苏兹曼认为,正是因为空闲时间的增加,所以有了之后人类文化的进化。在闲暇之余,人们可以长时间跟他人一起玩耍,从而帮助语言、叙事与艺术的发展。此外,人类也有了要照顾那些“太老无法养活自己的人”。这种特征没有多少其他物种能具备。

火的使用也通过另外的方式帮助我们成为更有社会性的生物。最近出土的证据表明,早期人类并不像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长期以来所认为的那样,终其一生都是在一个小群体之中生活。当食物相对匮乏时,大家会保持足够远的距离,从而保证食物更容易获取。相比之下,当食物充足时,早期人类就会大量聚集一起,形成某种社会形态,尽管是暂时的。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那里,考古学家就发现了一个由洞穴与巨石组成的大型复合体。石阵经历了很多次的建设与重新掩埋,最早要追溯到1万年前,比农业社会出现的时间还要早很多。

种种发现为一个令人惊讶的论点提供了支撑,这个观点将颠覆我们对过去人类深度历史的所有看法。狩猎采集者并没有“饱受系统性膳食性缺乏之苦”,也不是干到累得要死也得不到可持续的安全感。相反,他们的后代,也就是农业时期的人类才有这样的遭遇。用托马斯·霍布斯的名言来说,跟狩猎者相比,农民的生活方式“肮脏、野蛮且短暂”。就像苏兹曼所解释的那样,对于狩猎采集者和早期农民各自的命运,我们这种理解上的变化,导致人类掌握了火之后(苏兹曼的看法)三个重大转变——农业、城市和工厂变得更难以解释。这些东西的出现现在不能当作人类摆脱经济贫困的进步故事来讲了。

四、错误的稀缺性假设

要想知道为什么有关人类起源的辩论这么重要,你只需要翻开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一页。第一页你就能看见关于“稀缺性的假设”,也就是人类的需求与欲望是无限的,但资源是有限的理论。每当你打开银行app,发现里面的钱只能负担起你放在网上购物车里面的一部分东西时,你就能体验到这个原则的真实性。这就会导致一系列没完没了的算计。为了拥有这个,你必须放弃那个。

经济学的自我定位是研究在稀缺性限制下我们的选择方式是如何促进生产能力的分配的。经济效率的每一次提高都能稍微放松一下这些限制,以便我们当中的部分人能够负担得起稍微多满足一点自己的欲望,同时又不会剥夺他人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在全球的穷人实现基本的经济保障水平之前,为什么少数富人却能够满足自己的众多奇思妙想,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经济界。但经济学家向我们保证,不管怎样,解决全球贫困问题唯一的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就是进一步的经济增长。

这就是经济学家之所以把我们的历史说成是经济扩张的长篇故事的原因,好像作为人类,我们的任务始终都是要挣扎摆脱贫穷,获得更多的东西。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待世界,会给我们对很多问题的思考产生巨大影响,包括气候变化,威胁人类福祉的生态威胁,比如过度砍伐及捕鱼等。如果应对这些威胁意味着少做一点的话,那在经济学家的眼里,这种制约只能表现为一种退化,必遭人性的反抗。

对人性的这种解释支撑着标准的经济学观点,苏兹曼掌握的人类学证据正好可以让他反驳这种观点。在现实当中,稀缺性的假设只适用于人类存在的特定时期。在人类历史绝大部分的时间里,人类都认为自身的物质需求是有限的。家庭围绕着满足这些需求进行分工,活干完之后,人类就收工了。

当人们发现自己拥有大量的东西时,他们往往不会把这些东西看作是为经济扩张服务的,而是用来举办大型聚会,就像在哥贝克力石阵发生的事情那样。在许多文化当中,在节日赠送甚至仪式性地毁掉自己的财产,是展示自己财富的常见方式。世界各地的人还在把微薄的收入花在精心策划的婚礼和葬礼上面,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这是一种反常。

对苏兹曼来说,人类学对我们的前稀缺时代的洞察为经济学的后稀缺传统提供了支撑,他把这个跟凯恩斯的工作进行了关联。凯恩斯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在经济衰退期间,国家应该搞赤字支出,而不是平衡预算。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在提出这个观点时,凯恩斯不仅希望能够稳定西方经济,还希望超越这个,进入到后稀缺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类意识里基本上已经没有经济困扰这个东西了。凯恩斯断言,要想考虑这样一种替代方案的话,经济学家就必须重新思考经济学的本质。

译者:bo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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